师友三十年——纪念章培恒先生

文史研究院  葛兆光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虽然我不是章先生的学生，但是，前些天我在悼念册上写了一句话，叫“师友三十年”，因为我认识章先生已经快三十年了。近三十年来，章先生对我非常好，我也始终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也当做自己的朋友。今天，一方面是纪念章先生，一方面要讨论他的学问。所以，我想把话分两头来说。

和章先生交往近三十年，我深知，章先生跟我不一样，也许，我和章先生只有一点共同兴趣，就是我和章先生都爱看武侠小说，而且都看得很多。章先生跟我曾经比赛，说最烂的武侠小说某某某，你看过没有？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似的比。但很多地方我们不一样，比如他爱喝酒，可我滴酒不沾，记得他曾多次嘲讽我，说“你连一口酒都不能喝，连助教水平都不够”。在我们学界，他是个很特别的前辈学者，我觉得，也许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他，第一个词是“特立独行”，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到；第二个词是“任侠使气”，章先生是很个性化的、内心很崇尚自由的人；第三个词是“心细如发”，章先生其实对人是非常非常细心的。

这段时间，我试着翻多年积累下来的信，想把章先生给我的信都找出来再看看，在找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常常会想起三件事。第一件事是1985年，高校古委会在上海，就在复旦大学办一个古籍整理高级讲习班，那个时候，来讲课的人是一些重量级的学者，比如裘（锡圭）先生那时候来过，还包括周祖谟等先生都来了，可是，居然也叫我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来讲目录学，记得当时章先生非常鼓励我，我想，这说明章先生是不拘一格的，刚才听陈思和先生讲，章先生主持中文系时，非常提拔年轻人，大概当时的我也是属于这样一个年轻人。后来他还好几次专门请我到复旦来，给他的学生讲课，这说明章先生是一个不按常规，不循俗套做事的人。第二件事是他在主持写文学史的时候，那时我也参与写文学史，我写从中唐到南宋的诗、词、文，其实，章先生明明知道，我和他关于文学史的理念是很不一样的，当时我很重视文学语言，而章先生强调人性，但章先生并不约束我，让我很自由地写下去。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章先生在学术上是很具有包容心的。第三个事情是大概在2003年时，他要重编《大学语文》，那是他已经身体不很好了，曾经半躺在席子上，和我商量整体章节的设计，那时候参加编写的是五个人，有在座的廖可斌先生，还有严家炎先生、吴福辉先生，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编出来，我后来慢慢地回忆这个过程，我觉得，也许是章先生自我要求太苛，标准太高，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你看他的文学史新著，他改过来改过去、改过去改过来，用了多少心血。

所以，我觉得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特点的人，我们很多朋友都尊敬章先生，就是因为章先生有人格魅力，人格魅力是一个领袖型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这种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他特立独行地做人、任侠使气表现个性，和心细如发地照顾别人，这使得大家对他有一种感恩，或者说敬佩。

这是说他的为人。如果从学术上来讲，我始终觉得，章先生一生的学术过程中，有几点我们印象非常深，实际上这也是他教导学生的东西。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他最早一部著名的著作是《洪昇年谱》，这个《洪昇年谱》是要做基础工作的，要大量的史料，做大量非常细致的、绣花针式的考证，这种训练是我们这一行必须有的，如果没有这种训练，没有这种基础，基本上就是在沙上建房子，看起来很漂亮，最后是会垮台的。所以我想，章先生后来带学生，要求很多学生仔细地做一个年谱。这样的训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使学生一开始就进入一个非常扎实和细致的习惯，章先生本身就有这样的本事。我记得，有一段我和他聊天，他经常特得意地跟我讲，“嗨，我有好多本事，你们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刚才王先生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读得很熟的，所以有理论基础。还有，章先生精读过《说文解字》，还有就是精读过《史记》，既有小学基础，又有历史知识，我想，这种基础的训练使章先生后来有绣花针式的基础功夫，这是现在很多人所缺乏的。第二点，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本书叫《献疑集》，章先生有时候想问题和别人不太一样，基本上像胡适讲的一样，“在不疑处有疑”，在别人没有看到疑问的地方他有疑问，所以，他总是要说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对不对，在我看来，学术上并不是说拿出一个对和错，而是你拿出一个东西让大家跟着你去思考，这种问题提出来，才最重要。章先生就是经常这样献疑、献疑、献疑，尽管他的疑问也许最后不能按照他的想法确凿落实，但是，他给后人开了一个新口子和新道路。第三点，我觉得章先生在近二十年来一直有一个想法，他希望在一个比较大的、长时段的脉络里面，了解整个文学的变化，这种想法就是后来他跟陈思和先生合作开“古今文学演变”这样一个栏目，以及申请“古今文学演变”博士点的目的。我很理解章先生这个想法，章先生是一个有浓重的“五四情结”的人，“五四”对他来说，是一个指引他后来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进行判断的很重要的基础。虽然我一直想，章先生之所以这样去做，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可能更是一个复杂的观念问题。我们都知道，章先生一生其实是有坎坷的，可是他一生都没有变过。

我和章先生交往差不多三十年，我也曾经和他一起参加过高校古委会的工作，也经常和他在一起交谈，虽然后来在他病重期间，和他见面少了一点，谈得少了一点，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帮助我很多，教导我很多。特别是2006年我从北京清华大学到复旦大学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在正大中心的咖啡厅里面，跟我谈了三个小时，他一再地告诉我，你要做事的话，要注意什么，他给我打过很多预防针，要我看到前面将会有的问题和困难，但是他始终在鼓励我往前走。所以我想，我们（悼念章先生）最好的方法，可能是把章先生一些学术的想法总结出来，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也要把他的做人做事精神和立场学过来，传给更多的年轻学者。

这就是我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