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院院长 葛兆光
原载文汇报2011年11月22日第11版
我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关系，也许要追溯到1985年。那一年春天，我从扬州被召到复旦大学来给第一届古籍整理高级研究班讲课，认识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章培恒先生，也认识了章先生手下大将，现在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兄。那个时候，圣遂兄还是一个年轻教师，研究古典文学。不过，或许是因为善于行政的缘故，被章先生委以迎来送往的重任，我虽然也在被迎送的名单中，不过因为年纪相近，在迎来送往之中，便成了朋友，记得我还为他和骆玉明兄合作的《徐文长评传》写过书评。
成了朋友，麻烦他的事情就渐渐多起来。那几年，我常常受邀到上海来讲课，少不得劳他大驾，安排食宿车马；也是那几年，就算是不为复旦的公务，也少不得央求他帮忙。记得他曾经连夜排队代我买从上海去福州的船票；从福州省亲回到上海，也曾经麻烦他到码头去接我下船。时间一长，交情渐深，当然也就种下了日后“欠他文债”的“祸根”。到了他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后，便被他一次又一次地索文催稿，于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书，包括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示人的《中国思想史》，也包括了再版的《汉字的魔方》和《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以及贺圣遂兄“逼”出来的《域外中国学十论》和《看澜集》。
说实在话，复旦大学出版社近年来真的是水涨船高，尤其是一些通史性质的大书，在学界颇有影响。我总觉得，虽说如今大学出版社并不差钱，不过大学出版社要比赛的是谁有好书。没有好书，再有钱也就是三流。可是，当下的风气渐渐让人觉得忧虑，前些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写书人对出书人》，在那篇文章里，我就说到过自己对出版业的一点忧虑，在市场的巨大压力下，它能躲过铺天盖地的逐利大潮，多少替写书人保留一点学术，多少替读书人保留一点文化吗？究竟出版社往哪儿走，我说，“要看这主持其事情的人是理想主义多一点还是现实主义多一点了。”
还好的是，过去和现在我认识的复旦出版社中人，还有一些出版好书的理想，也有为出好书不惜心力的传统。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总编辑高若海先生，那真是一个谦谦君子，在做我的《中国思想史》的责任编辑时，他不仅有耐心等候我写上六年，而且非常细心地为我校对编辑书稿。也许，正是这种长久的交情，以及互相的信赖，所以，当我从清华大学到复旦大学组建现在的文史研究院之后，我们又一同编辑了“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组织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25册与《韩国燕行文献选编》30册的出版。
如今世道变迁，学界风气渐衰，出版日渐窘迫。这使得出版业出版好书之余，不得不想点子追求利润。我经常觉得，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在出版社做事，不得不呕心沥血，要出版好书就得追踪学术潮流，追求利润又还得千方百计适应市场。可是我也希望，在一个拥有这么多追求文化和精神的读者的国家里，还是得办一个坚持理想主义的大学出版社，用最悲观的想象吧，若干年后，当潮流裹挟一切向下沉沦的时候，在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中，我希望有相当多人和我一样，还能记得复旦大学出版社，还能记得住他们出版的“复旦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