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替蒋介石改名想到的

外文学院教授  陆谷孙

   上周六几个朋友餐叙，就听说了有人把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谬译作“常凯申”，译者还是清华的老师。一家牌头很硬的出版社也不知道是怎么把的关，居然让谬误漏过了校对环节，粉墨登场。饭友们当时就说， 这下又要惹出轩然大波了。上一回是Mencius （孟子）被谬译作“孟修斯”，译者是北大的。我称这种错误为谬译而非误译，是因为出错的原因不在于译者的外文修养欠缺，而是因为身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隔膜至此，又懒得查问，实属荒谬。我仿柳宗元的话，口占两句形容：“诞漫之‘译’胜，名实之事丧”，可叹啊！

但我又不主张像某些校长那样，因此嗤笑北大、清华；也不愿落井下石，围剿两位译者，只有一言相劝：你们的“童子功”可能还须好好历练。就拿蒋介石在“外译汉”的书刊中，以前也见过误译，把他的“委员长”头衔译作“大元帅”（从英文的Generalissimo而来），好像也不曾见人指谪。毕竟“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别呼呼大睡就是了。

令我感到悲哀的倒是眼下的教育。当年周扬还强调过“三基”， 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今天如果重新在“基本”两个字上提出严格要求，别忙着“接轨”、“扩招”，以一年读过几本或几十本书（尔后才是发表过几篇文章）来有效考查教师，我看“常凯申”和“孟修斯”类的谬译说不定可以避免。提出“研究型大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类型的大学可说是人类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过程中，响应理性，适应市场的必然产物（有兴趣的教育官员可读威廉·克拉克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之起源》一书，200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看看我们现在如何在相当程度上，仍得依靠人脉关系获得排名占先，立项优先，提职超前，是否有点像仍然生活在中世纪的“失乐园”（借用上述威廉·克拉克语）中？

基本知识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历史。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史书读得多的人，结合译出语的上下文，怎么也不会犯“常凯申” 和“孟修斯”之类的错误。“一切向前看”、“宜粗不宜细”之类的话说多了，误导作用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变“常凯申”之外，教授不知道“冯妇”是男人，大学生不知道“三面红旗”、“四人帮”为何物，愤青说不出贫弱中国当年受辱的种种细节。须知历史若不及时清理，是要成为包袱的，一个一个往肩上扛，如何还迈得开前进的步伐。我所尊敬的陈乐民先生前不久谢世，他曾是我党外交干部，后入学界，潜心研究“欧洲学”。他就认为北欧和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虽然也有各种民族、宗教、政党纷争，之所以能相对长治久安，一个教益就是人家能及时清理有可能成为历史积案的各种问题，如此，新历史主义想给希特勒、贝当翻案吗？没有市场！如此，东欧变色后，拆墙毁档，不折腾，不纠缠，也才有今日的稳定。我们这儿有位哲学教授把历史说成“奢侈品”，好像只讲“民生”才是发展正道，好像国人全是饮食男女。其实，历史教会我们“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有个“常凯申”和“孟修斯”够了，以后可别再谬译了。

“常凯申”和“孟修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远不像我们中一些人自己认为的那么强大。连老祖宗（我是说孟老夫子，不是蒋介石）的名字，在名校学者手里回译过来，都能闹出如此笑话，在外建再多的孔子学院，恐怕也是骐骥踞躅，虚名大于实效。有位外交老人吴建民最近说了句“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在网上被骂得狗血喷头。我是同意吴先生的观点的。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而论，贫富不均，利益分配不公，天灾人祸百罹，会不会导致国蹶，忧危预谋总比放大自恋为好。此外，从技术层面，谬译来自误读，连拉丁化的中国人名字都会误读，对其它的洋文就更难保证没有误读了。小巴辣子误读还不打紧，要命的是参与决策的高官、专家、学者在重大问题上一再误读。

顺便说一句，我十分敬佩发现“常凯申”谬译的高山杉先生，曾四处打听他何来如此学养和外文功力。这次又增加了一条敬佩的理由：高先生读书多且精细。我要好好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