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骨头”到“骨头轻”

外文学院教授  陆谷孙

解放之初，在秧歌配腰鼓的热烈场面中，我们唱着“你是灯塔”和“解放区的天”欢迎革命大军进城，欢呼蒋、宋、孔、陈四大腐败家族倒台，特务学生横行校园、普通老百姓用自行车驮着大捆金圆券买草纸和火柴的日子终于到头。大哥哥大姐姐们，即便是资产阶级出身，唱着“我们是民主青年”争相参加军干校，随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我这个年龄的唱着“时刻准备着”，加入少先队，在夏令营的篝火边宣誓。回头想想，那激昂的民气多么宝贵可用，要是那建设新中国的五年计划一个个顺畅地实行下去，不折腾，真不知今日中国是啥模样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济经战乱后逐渐复苏，日子好过一点了，折腾也便开始，直到把知识分子们（除了梁漱溟、顾准等有数的几位）整得没了脾气，成了稀泥一滩，学会了夹紧尾巴“收骨头”做人。记得大二那年某日清晨民兵操集队，因为刚从热被窝跃出，睡意犹浓，“立正，向右看齐”号令传来时，精神有点恍惚，眼神有点迷乱，突被当时的支书（长我三届，后上调教育部，据说还生了个后来名闻华夏的“同传”千金）当头一顿近乎人身侮辱的臭骂：“陆谷孙，侬是斜白眼（沪语，指斜视）啊！”仇无大小，只怕伤心，正想回嘴，见全班同学都对着我看，终于还是忍气吞声“收骨头”算了。平日里穿衣服必须低调随众，“水声冰下咽”的严冬季节，也是一件中式棉袄或中山装，外加罩衫，宁穿臃肿棉裤也不著呢料，脚下则一年四季踏一双宽紧可以收缩的北京式单鞋。老父恤子，把自己的羊皮袍子拆了，用那内衬给我缝了一件“派克”大衣，可我嫌这衣服太洋派，只有在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治气候相对宽松时穿过几回。有位青年教师素受总支器重，据说因为不知“收骨头”,爱上了某位并非根红苗壮出身的异性，从此失宠。“文革”一来更不得了。家里对门住了一位里弄干部，听到我这儿传出的音乐是《圣母颂》而非“敬爱的毛主席”也要干涉。有一回，她颠着头——我怀疑她已患早期帕金森——指间夹根香烟，硬来摊派样板戏戏票，我那天刚喝过一杯啤酒，正有些Dutch courage（虚勇，对不起，对荷兰人不敬了），与她争执起来，对方骂我：“侬灌了黄汤有种了，是【口伐】（沪语， “口”、“伐”合并成一字，读fa）？我这就去汇报派出所。”幸好我二姐闻声出来打圆场，向里弄干部陪了不是，事情才算了结。

这改革开放确实成果累累，但也免不了诱发一些反面的东西，当年的知识分子是大面积地“收骨头”，今天我们看到少数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已不知自己几斤几两，骨头轻得可以。我听说这儿某院长带夫人出游，让老婆十指戴上九枚戒指；某权威演讲除了索天价，还指明要住五星级酒店，一日一瓶五粮液侍候；我本人亲眼见过某“海归”一信，自称英文之佳连英美人也承认难望其项背，所以他写的英文文章一个字都不许改动，可有幸听过此人说英文的朋友告我，“海归”那口母语地域方言奇重的英文根本听也听不懂。我还听说本来出身贫寒的子弟，经地中海海风一熏，回得国来，戴顶贝雷帽，穿条花格子红裤子，用一副马戏团小丑的打扮张扬个性。这边是老土畸变，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极度国粹、身穿大花织锦缎唐装，嘴上却叼支洋雪茄的大牌教授，招摇校园。现在有些大学里，休妻再醮（笔者用的是元明以前的本义，普适男女）成风，听说某系中青年男教师多数已完成第一次“糟糠下堂”，唯有某某与某某还在坚续琴瑟旧好，就像贾府门口的两只石狮子，无怪乎有人说大学教师也快成“高危”职业了。凡此种种，看来“轻骨头”们还是需要修炼一点收敛的功夫才是。

最后，必须声明，骨头不收便轻，决不是规律，也绝非笔者作文初衷。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形象还得取决于单个的人自己的信仰、思想、操守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