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深化中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 民
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跌宕起伏，经济复苏乏力，主权债居高不下，各种违约事件不断，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究竟会是怎样的？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笔者掌握的资讯，大致上可以得到这样几个判断：第一，世界性的危机仍在深化中；第二，危机发生后，由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采取了反向操作的危机应对方法，从而使得中国不幸成为一个危机输入国家；第三，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增长减速并非是自然减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内外经济政策组合不当而造成的。
一、全球性的危机仍在深化中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年便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为了防止危机滑向萧条，世界主要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展开了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于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曾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复苏。但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增长重又掉头向下，不仅是繁荣无望，而且就连复苏都难保，因为除了导致本次危机爆发的那些老问题没有能够得到解决之外，今天的世界经济又面临着主权债不断恶化的新问题。以至有足够的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全球性的危机不仅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还在继续深化中。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性质上讲，本次危机属于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基耶夫定义的长周期，即50-60年一次的长周期调整。很显然，这样的周期性危机一旦爆发，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治理、走向繁荣的，至少需要8-10年的调整期，所以危机走向深化是必不可免的。
第二，从危机的触发机制来讲，每次重大的危机几乎都是因为最终债务人违约而造成的。导致1929年大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德国的债务违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战后的凡尔赛协议使得德国成为承担战争赔款的债务国，承诺的赔款额高达2500万金马克，1929年，鉴于德国糟糕的国内经济状况，当时的德国政府宣布取消50%的战争赔款，从而导致主要债权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资产价格暴跌，到了1933年，依靠政变上台的希特勒政府宣布完全取消对一次大战战胜国的战争赔款，从而引发了1933年开始的大萧条。同样，2007年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最终债务人违约而造成的，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了控制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与越来越失去控制的房价，从2004年到2006年采取了极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从而导致流动性缺失与房价的下跌，结果那些失去还贷能力的低收入购房者便开始停止还贷，于是便发生了进入21世纪以来最大的最终债务人违约事件，从而触发了次贷危机，并随着违约事件的全球蔓延而造成了2008年的全球大危机。时至今日，国际性的最终债务人违约事件还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因此，危机的深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在发展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第三，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有可能发生重大债务违约的主要是主权债。主权债历来就有，但是其债务额度达到今天这个规模，显然与2008年全球性危机发生后的政府救市行动有关。2008年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的政府面临着两个选项：一是听其自然，那么随着债务链的断裂，危机迟早会走向衰退、直至萧条；二是政府干预救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财政扩张在所难免，于是，政府的主权债务注定会随之膨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权债务危机可以看作是对大萧条的一种替代。因此，人们若是对主权债务危机过多地加以责备是不合情理的。现在的问题是，主权债为何会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我们的回答是由凯恩斯主义失灵造成的。80多年前，由凯恩斯提出的拯救与治理危机的方法时过境迁。根据凯恩斯的逻辑，危机发生后，政府可以通过举债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假如政府的支出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那么居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其消费支出也将随之增加，于是私人部门的投资也将随之增加，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有三大变化使得凯恩斯主义的以上逻辑不再存在，从而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疲软的、无就业的复苏与居高不下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三大变化分别是：技术进步、全球化和老龄化。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的节约，劳动节约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支出没有变成居民的工资收入，而是变成了社会固定资产，由于就业和工资不能增加，那么为满足居民消费所需的民间投资也就无从增加，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效应因此消失了，这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支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创造就业与需求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国际分工模式，那就是盛行于当今世界的国际外包，国际外包市场的规模之大，已经达到了凯恩斯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因为有了国际外包，凯恩斯主义干预的乘数效应不仅变小了，而且还因为外包业务的发展而外溢了，即由政府扩张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有限就业机会通过跨国外包而转移到了低成本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老龄化已经成为大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基本人口特征，老龄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李嘉图等效原理的失效。李嘉图等效原理是指，当国民经济的运行处于低谷时，政府可以通过举债来加以平滑，只要经济好转后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来偿还经济不景气时欠下的负债即可。用一句俗语来讲就是，假如7个歉收年之后有7个丰收年，那么在歉收年份中政府举债来刺激或者平滑经济增长就是可行的。然而，老龄化打破了这样的再平衡机制，因为老龄化会导致远期纳税人数的下降和税基的减少，从而导致歉收年之后不会再有凯恩斯主义所期待的丰收年，于是，政府的举债干预行为就会导致可怕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弄清楚当前主权债务危机为何会愈演愈烈的原因之后，我们就不难做出以下的判断：
第一，随着主权债务的不断加重，世界各国政府拯救危机的财政资源将会趋于枯竭，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将会大幅提高，危机走向深化在所难免；
第二，尽管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与特征不同，它们所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性质也将会有所不同，其中最为主要的区别存在于美国与欧元区国家之间。美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少见的尚未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所以李嘉图等效原理在美国还是起作用的，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与美国不同，欧元区国家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老龄化特征，李嘉图等效原理在欧元区国家中已经失效，这就告诉我们，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不能算是周期性的，而是由基本面恶化所造成的、具有绝对风险的危机。通常而言，由周期性因素引起的危机所产生的风险是有溢价效应的，由基本面恶化而引起的危机及其所产生的风险则具有绝对性。因此，在危机走向深化的过程中，持有美元资产（债券）可能要比持有欧元资产（债券）更加来的安全；
第三，在世界各国的主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极限的情况下，发达工业化国家为避免经济走向萧条而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救市的措施只能是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将给全球带来更加严重的流动性冲击。由此生产的后果究竟会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不管怎样，世界经济要想在短期内摆脱危机是不可能的，因为长周期调整远未结束，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能够使得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重大创新、强劲的就业与消费增长。
二、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不是这场危机的策源地和中心所在，因此，危机会对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危机作何反应，并采取怎样的应对方法。回顾一下中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的各种应对措施，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对危机的性质判断失误，推出了一系列不当的干预措施，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输入危机的国家。
其实，在没有真正弄清楚危机的性质与触发机制的情况下就对危机匆忙做出错误判断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在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就在当时提出了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已经陷入总危机的论断，从而彻底排斥了市场机制，选择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因为剥夺了居民与市场的自由选择权，使得资源配置和全社会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结果，在这样的体制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社会资源消耗的也就越多，社会福利下降的也就越快，在无效运行将近80个年头之后，最终走向了崩溃，而市场经济则仍然以其建立在自由选择权基础上形成的高效率而周期性地向前发展着。由此可见，把市场经济下必定会发生的周期性危机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失败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并会对危机应对和治理的政策选择带来错误的信息。
现在就来分析一下2008年后、中国面对全球性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产生的后果：
第一，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采取这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对危机的性质判断失误有关。就如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假如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失败的危机，并且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所谓的“总危机”，那么由政府来替代注定要失效的市场机制就是合情合理的选择。所以，2008年，中国扩张财政政策的力度之强、推出速度之快是历史上罕见的。
第二，基于同样的判断，政府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不是采取注资的方法，而是选择了投资。注资与投资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者的经济含义则截然不同。注资意味着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的投资与竞争，只是对在危机中受到冲击的经济当事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这种支持大致可以采取以下两种不同的做法：假如当事人受到的冲击是金融上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以财政资金购入其优先股（购买这种无投票权的优先股可以避免国有化）的方法来注入资本金，以保证其能够正常的开展经济活动；假如当事人受到的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冲击，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的方法来减少其销售量下降和库存增加的损失，保证其仍然能够在盈利的边际上继续开展其经济活动。从危机后的救市政策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大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措施。但是，我国的财政救市政策则却不是这样的。我国在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财政扩张政策主要选择了直接投资，政府通过国有经济部门直接把财政资金投向了那些政府认为需要发展的产业领域。这种做法带来的积极效应并不明显，但是其消极影响则是非常确定的：首先，在体制上，发生了政府力量对市场力量的过多替代；其次，在产业领域内产生了政府及其控制的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最后，在金融市场上，由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融资刺激了利率的上涨，随着官方利率的上涨，民间产业资本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不断下降，部分产业资本被迫撤离无利可图的实业部门，不是进入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进入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从事高利贷金融活动，从而助长了经济的泡沫化和与日俱增的金融投机活动。
第三，在内部经济结构趋于恶化的同时，外部经济也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变化，伴随着利率上涨而来的是中外（特别是中美之间）息差的持续扩大，这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短期套利资本的流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本约占这些国家GDP的7%左右，次贷危机发生后，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了平衡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纷纷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撤资，结果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外来资本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GDP的比重便迅速下降到1%左右，然而也就在2008年后两年不到时间里，由于息差的持续扩大，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拯救其危机而释放的流动性又大量回流到了基本面尚好、并且利率不断上调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占这些国家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到了5%左右。特别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次国际资本重新回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结构性变化：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2007年以前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本以长期资本为主，用于短期投资组合的资本数量平均不超过20%，但是2008年以后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大都为短期投资组合资本，其数量高达60%左右；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由于中国在危机后采取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力度最大的财政扩张政策，所以其名义利率的上涨速度几乎是最快的，因而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的规模也是最大的。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国际储备迅猛增加，这又迫使人民币汇率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随之下降，在内部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出口商品的生产而把资金转移到短期内获利丰厚的房地产市场和非正规的资金拆借市场，而这又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和泡沫化。结果，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衰退、主权债务持续增长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却正面临着泡沫破灭的巨大风险。
由上可见，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新的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全球性危机发生后，采取了一系列不当的干预措施而造成的，这些干预措施之所以不够恰当，就是因为它们的方向都做反了。简单地讲：当危机策源地国家采取注资干预政策时，我们却选择了直接的投资干预；当危机策源地国家整顿金融秩序、保护企业与实业投资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打击实业投资、并放松对于社会金融投机监管的做法；当危机策源地国家采取紧缩财政、扩张货币的政策组合来治理危机的时候，我们却选择了紧缩货币、扩张财政的政策组合，从而导致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流动性冲击；当危机策源地国家压低本币汇率的时候，我们却在让人民币汇率不断地升值。所有以上这些与国际社会的反向操作，造成了中国出口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形成率的下降、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从而给了世界一个做空中国的机会。
三、中国正面临着增长减速的危机
在找到了中国感染危机的原因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大致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世界经济处在底部，而中国经济似乎正处在有顶部向下回落的过程中，目前除了工资还在上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向下调整的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走上减速的道路。
这样，我们就必须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否则我们就将无法对此问题做出正确的应对：第一，经济增长减速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假如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去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第三，一旦我们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又可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恢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经济增长减速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
今日中国，一种非常盲目的乐观情绪正在被经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广泛接受，即当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乐观地将其视作是经济结构调整成功的信号。然而，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害的。
为什么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呢？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结构是刚性的，因此结构调整只能是一种长期的增量调整，假如我们认定结构调整是一种长期性的增量调整，那么这样的结构调整是绝不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如果在结构调整中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那么一定是有存量产能在被挤出，并且其被挤出的量很可能要大于新产业的增量产出。这种得不偿失的结构调整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存量产业大都是劳动要需密集的，而在结构调整中得到管理层支持的新兴产业大都是资本要素与知识要素密集的，因此，中国目前这种牺牲总量、挤出存量的结构调整方法势必会导致就业增速的下降，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增量调整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之成就的基本方法。
如果再进一步从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约束来讲，经济增长减速也是不可接受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通过体制转型、引进外资、对外贸易等方法，突破了效率低下、资本短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瓶颈。但是，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并未消除，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不到20%，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在5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仍然属于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在这样的人口与经济结构下，过早地进行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势必会受到禀赋约束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并且还会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只要中国的城市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中国要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而有可能把中国拖进“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可能重返“马尔萨斯陷阱”。
2、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并非是自然减速
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方法才是正确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真实原因。
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自然减速”。自然减速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两大变化：一是从流量角度观察到的出生率的下降；二是从存量角度观察到的人口老龄化。这两种变化导致了增量劳动供给的下降和存量上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从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
除此之外，把经济增长减速归咎于中国过多地依赖于外贸出口导的看法最近几年来也比较流行。按照这种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减速，是因为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解释并不准确。如前所述，尽管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在趋于下降，存量人口也在趋于老龄化，但是中国存量的失业人口规模仍然极其巨大，这意味着中国潜在的“人口红利”在趋于消失，但现实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所以，假如我们仅仅依据潜在的“人口红利”而不是现实的“人口红利”来制定我们当下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就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即时点选择timing上的错误）。如果再进一步运用钱纳里的分析方法来解读今天的中国经济，那么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远未到达自然收敛的发展阶段（即自然减速阶段）。根据钱纳里提供的解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且也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关。中国今天仍有5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红利”极其巨大。所以，中国维持现有的高增长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实际情况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减速”论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于是各种不当的产业和结构调整政策接踵而来，从而使得本不该减速的中国经济在政策的高压下而减速了。
现在再来分析出口依赖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来自于对外出口，这也正是工业化早期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何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商主义的根源所在。一个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到罗斯托所说的本国民众大规模消费的发展阶段。民众大规模消费发展阶段的到来显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以下的逻辑：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出口是原因，消费是结果，两者之间根本就不是教科书里所讲的那种替代关系，即出口的下降可以用内需来替代。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如果把出口压制了，那么投资、就业、收入与消费的增长也就没有了。中国目前出口所遇到的阻力，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收缩；第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开放度还不够。由危机造成的出口市场的暂时性收缩具有周期性，所以，我们并不能以此次为依据，断定中国依赖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持续了。再从导致中国出口遇阻的第二个原因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到了以市场换市场的发展阶段了，因此，增加市场开放度的做法可能要比放弃外贸（出口）做内贸的策略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加有利可图。总之，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绝不是因为贸易依存度过高，相反，只要中国采取压制贸易政策，才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减速。
假如，中国当前发生的经济增长减速既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已到了自然收敛阶段所致，也不是因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而造成的，那就只有用政策干预不当来解释了。
3、中国或许正在经历一个从房地产泡沫到通货膨胀、再到经济回落的演变过程
为什么说当前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不当的政策干预所造成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究竟在哪里？然而再去研判宏观管理层面对这些瓶颈所采取的应对方法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主要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以及“内需匮乏”等三个方面，然而当管理层采取不当的干预政策时，我们不仅不能有效地突破这些瓶颈的制约，反而人为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速。
第一，由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增长瓶颈。二元经济结构会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而农业落后又会造成乡村的贫困。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最近的政策并不有利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工业的结构升级造成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在减少，不断增加的对于农民与农村的财政补贴，又大大减少了农民出外打工的意愿。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口仍然高达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造成的农村生产率的下降和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来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定不移地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当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的是补贴农民进城的政策，这种补贴可以是对进城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也可以是向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等，决不可采取目前这种反向的补贴政策来固化中国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现代的农业部门通常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工业则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因此，补贴农民进城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而补贴农民工返乡则会降低全社会的生产率。
第二，由人力资源不足带来的增长瓶颈。如果说二元经济结构属于存量瓶颈，那么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则属于经济发展动态演进的瓶颈。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制约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告诉我们，中国需要一个较低技术水平的经济结构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更多的不具有技能的农村劳动者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人力资源供给不足这一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任何结构调整的政策是无法在禀赋约束之下产生效应的。更何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本来就不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而是企业的内生性行为。政府所要做的是投资教育，改变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禀赋约束，以便为企业内生性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的支持。但是，最近以来，管理层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结构调整的政策实施上，其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当企业因为无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对结构调整的政策作出积极的回应时，管理层为了避免既定政策的落空，就会采取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来实施既定的结构调整政策，而这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另一种结构性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第三，由内需不足带来的增长瓶颈。内需不足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性制约因素。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取决于该国居民的恒久性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恒久性收入通常由两部分收入构成：劳动所得（工资）和资产所得（租金）。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以工资为主。但是，由于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这两个制约中国工资性收入增加的因素分别是：二元经济结构和巨大规模的存量失业人口。二元经济结构意味着中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不仅收入水平低（报酬递减所致），而且还因为可以自己提供食物而具有自给自足的消费倾向。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拥有大量的存量失业人口。从长期来看，巨大规模的存量失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存量失业人口会压制工资上涨，从而会造成内需不足。于是，在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化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悖论：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出清，然而经济增长却又因为大量剩余劳动导致的工资滞涨和内需不足而难以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市场来突破这个增长瓶颈。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采取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经济起飞阶段的这个两难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自1979年决定对外开放以来所采取的各种各样利用外部市场的做法是多么必要和正确。但是，最近以来，在中国尚未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存量失业人口也未能出清的情况下，我们就贸然地决定依靠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从而失去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走向一元化工业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其实，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想借助于对外贸易来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瓶颈、实现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国家多得很。所以小平同志所说的这个历史性机遇并非只属于中国，只要我们稍有不慎，这种历史性的机遇转瞬即逝。如果再进一步来审视一下现有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多多少少都是以牺牲未来的增长为代价的。比如，用财政补贴的方法来刺激内需是不可行的，因为由此导致的暂时性需求增长是不可靠的，理由就在于由财政补贴带来的需求增长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仅如此，财政补贴的增加势必要以税收提高为代价，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们投资社会产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形成率，从而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再如，由政府动员加工资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工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存量失业的消失。否则，任何强行增加全社会名义工资的做法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与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从事产品与结构转型的企业是少数，因为如前所述，我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大部分企业将会因为生产成本的提高而选择退出，而这又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倒流、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以及以内贸来替代外贸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中国产业活动的空间被大大紧缩。那些被挤出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资本为了获利，疯狂流向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房地产业，从而导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资产泡沫。当政府为了控制资产泡沫而对房地产实施严厉的调控措施之后，那些被挤出的资本和流动性又流进商品和要素市场，从而导致了流动性冲击下的通货膨胀。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利率，由此造成的资金成本的提高，给予那些仍然坚持在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资本以进一步的打击，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撤出，并流向民间资金市场从事高利贷金融活动，这不仅造成实体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衰退，而且还会导致全社会金融风险的大幅提高。当物价水平在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的作用下开始缓慢下行时，人们原以为一切都会回归到正常状态，其实不然，蓦回首，我们突然发现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开始下降。中国经济极有可能走向通胀还在、但是增长却已下降的“滞涨”。
4、未来的任务是与经济“滞涨”作斗争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稳增长”的战略性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才能达到稳增长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稳增长就是要在挤压资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防止经济增长的减速。换句话说，稳增长就是要防止经济由通胀滑向“滞涨”。
为达此目标，我们便需要从产业紧缩走向产业扩张，坚定不移地走外贸推动与市场导向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相反。走这样的道路所需要的政策选项应当是：补贴农民工进城，以增加劳动供给；不以行政手段来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降低产业进入门槛，不强行调整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选择应以市场为导向；变紧缩性货币政策为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样既可以挤出外来投机套利资本，又可降低产业融资成本；停止货币升值，鼓励出口，中国是个资源进口国，从长期来看，资源项贸易必定是逆差，为此就需要以商品经常项的顺差来平衡资源项的逆差，因此人民币贬值才是正确的选择，从短期来看，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也是无法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平衡的，因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升值平衡必定会导致贸易的下降，进而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为了降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至于规模巨大的存量国际储备则应通过对外投资来予以平衡；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减低税率来刺激产业投资、增加税基，以便为政府未来的税源提供坚实的基础。
很显然，所有以上这些政策建议可能已经超出了政策管理的范畴，以至于需要通过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以及必要的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5、长期性任务
中国面临的长期性任务是发展教育。
以美国为例，教育把这个国家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国家，随后又把这个国家从一个工业化国家变成了一个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国家。
中国要想从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未来的知识经济国家，除了发展教育之外没有捷径可走。教育投入不足和应试教育制度是妨碍中国教育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因此，发展教育一靠投入，二靠改革。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中国的长期增长则是有保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