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上海论坛》上的演讲，2011年5月29日）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民

关于转型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讲三个观点：

    第一，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型，到目前为止，转型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转型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第二种转型是最近十来年一直在做的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型。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概括，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主要涉及到三个领域：一是从出口推动、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依靠内部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二是从低技术、高排放、高污染的低端加工制造模式转向自主创新型的增长模式；三是从所谓的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这两种转型究竟哪一种是中国所需要的呢？答案很简单，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禀赋特征来看，还不到展开大规模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中国当前所需要的还是从非市场化经济向市场化经济的转型，从1979年算起，中国的市场化道路才刚刚起步，还远远没有完成从非市场化经济向市场化经济的转型。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把转型的任务不是界定为市场体制的深化，而是片面地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型，搞低碳、搞内需、搞内贸、搞高技术，这样的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只要以上所说的这些转型不是内生的，即不是由市场和企业家基于要素禀赋或要素的稀缺性而做出的选择，那么就必须由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并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来加以推进了。然而，只要采取具有外生性的产业政策，那么就极有可能造成政策性的扭曲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这样的做法还可能导致体制的回归。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当政府规划的产业发展战略背离要素禀赋而导致市场主体从事这样的产业活动产生亏损时，市场独立的生产商是不会主动响应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的，这样，政府就只有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实现其既定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是对市场中的独立生产商进行补贴，鼓励它们从政府不予支持的产业转向政府政策支持的产业；二是通过扩展国有经济部门直接进入政府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战略目标产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政府有关部门选择的是前一种做法，那么就会造成政府支出增加和税收下降的严重问题；假如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那么就会直接导致体制的回归。如果我们再站到世界经济的高度做一番观察，就会发现，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依靠产业政策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或者赶超先进国家之战略目标的国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日本转型不成，反而搞出了一个泡沫经济；拉美转型不成，最终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那些尊重市场规律，把政府税收收入大量投向改变禀赋的国家，比如教育和研发的国家，则实现了可持续的增长，并在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结构转型。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结构调整明显处于刚性状态（因为缺少人力资本所致）的经济体来说，走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肯定要比经济结构的转型来的更加重要。

第三，假如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转型无疑是向更加有效的市场经济的转型。至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原本属于市场作用的领域，政府需要重点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为此就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就是对于市场的价值判断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要我们继续认同这样的原则，那么我们在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是走不远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不愿意跟传统告别它就走不远。最近500年来，在通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现代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印度、埃及等这些古典文明之所以走不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受到了传统的牵制。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历时30多年，但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处在“政府为本，市场为用”的状态，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实现稀缺有效配置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我们想要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必须改变“政府为本、市场为用”价值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改变这样的价值取向显得尤为必要。发生在2008年的危机说到底是一场周期性的危机，而不是市场失败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危机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而不是市场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就像日出日落一样，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具有周期性，经济繁荣就好比太阳升起时一切欣欣向荣那样美好，而经济萧条则像太阳落山后的黑夜，几乎所有的生命都处于休眠状态，就连树木也会停止其光和作用。因此，经济危机与各种各样的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人类经济活动一种周期性调整。于是，当危机到来时，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在认定危机是一种经济活动周期波动的社会里，当危机到来时，政府便会采取“点灯”的干预方法，因为太阳下山了，黑夜到来了（即市场机制失灵了）；然而，在那些认定危机是市场经济失败的社会里，当危机到来时，便会采取“砍树”的做法，因为危机发生时的市场机制就像太阳下山后的树木一样是不会进行光合作用的。砍树就是由政府建立国有企业去替代民营企业，砍树就是用政府的政策去替代市场机制。从2008年危机发生后的政府干预行动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层的干预方法更像是在“砍树”，而不像是在点灯。在中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干预，显然是受到了“政府为本、市场为用”之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实在是构成中国能否顺利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所在。

第二个必须加以彻底解决的是市场准入问题。准入不自由、缺乏公平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导致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只要进入市场的机会是均等的，人们就可以接受较大程度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而这正是美国的“吉尼系数”为何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处在较高位置、但却基本不影响人们创造财富之积极性的原因所在。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不断增加的仇富现象，与其说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缺乏公平的机会所造成的。因此，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先就得让人们喜欢市场经济，而要想让人们喜欢市场经济，提供机会均等的市场自由准入制度实在是关键所在。

第三个必须加以解决的是如何准确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说得很清楚：政府所能或者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解决的是公共品的生产、社会福利的协调；而私人产品的生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则需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只要我们根据以上原则行事，那么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我们是否真正愿意放弃“政府为本，市场为用” 的传统价值观。否则，要想最终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要想阻止政府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越界干预也是不太可能的。今天，中国的市场效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越界干预太多，在政府越界干预过多的情况下再来指责市场缺乏效率、进而说市场是无用的，这是一个难以成立的逻辑。

我们的结论是，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这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开辟的唯一正确的通向繁荣与财富之路，最近30多年来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了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